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中，有一种建制单位虽然使用频率不高，但每次出现，往往地位都非常显赫，这就是“支队”。这个词听起来十分朴素，似乎并不起眼，也不像其他大军区那样响亮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它背后蕴含的实力和影响力非常强大。
举例来说，在红军长征的关键阶段，中央红军曾一度被称为“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”，这一番号于1935年9月正式设立。这个名称十分特殊，其实它指的就是长征后期的红一方面军，后来抵达陕北后又恢复了原有的番号。那么，为什么当年要突然采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呢？
这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说起。1935年9月，中央红军在陕北的根据地已经聚集了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部队，还有刚从鄂豫皖地区转移过来的原红25军，分别由徐海东和程子华指挥，合计兵力接近7000人。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兵力储备来看，陕北都是一个极其适合红军立足和发展的地方，也注定成为长征的最终落脚点。
当时，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仅剩一万多，部队疲惫不堪，士气和补给均已处于极限状态，急需明确的战略方向。为此，中央军委决定将“陕甘”二字明确写入部队番号，旨在让全军将士坚定目标，明确红军的未来归宿。而将队伍缩编为“支队”，则是迫于人员大量减少的现实所致。就这样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诞生了，司令员由彭德怀担任，政治委员则由教员亲自担任。
展开剩余71%这个番号寓意深刻且极具象征意义，实际上成为革命历史上最为辉煌且等级最高的支队代表。在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新四军编制中也出现了“支队”这一编制，并在建军之初设立了4个支队。虽然它们的级别不及当年的“陕甘支队”，但实力依旧强劲。要了解新四军支队的等级，可以直接看一下各支队的司令员名单。
第一支队的司令员是陈毅。陈毅在军内威望极高，不仅是开国元帅之一，而且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顶替叶挺将军出任新四军代军长；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更是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最高统帅。
第二支队司令员是张鼎丞。虽然名气没有陈毅大，但他的军旅经历也非常丰富。建国后，他主要负责政法系统工作，军队职位逐渐淡出，若参加授衔，理应是大将级别。与他同时期的粟裕，1938年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，可谓是开国大将的翘楚。
第三支队司令员是开国大将张云逸。张云逸不仅担任该支队司令，还是新四军的首任参谋长，地位显赫。他的军龄极长，经历过黄花岗起义和辛亥革命，连叶挺军长都极为敬重他。
第四支队的首任司令员是高敬亭。高敬亭是一位类似徐海东的老将，曾在鄂豫皖老区坚守并壮大了红28军，具备强大战斗力和坚强意志。但他未随主力部队北上陕北，而是一直在南方坚持游击战，最终部队被整编进新四军。1939年，高敬亭因内部矛盾被错误处决，此事是新四军历史上重大损失，中央领导对此深感痛惜，后来为其平反并追认烈士。之后，原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伤愈回归，接任第四支队司令，实力足以担当重任。建国后，徐海东在十大开国大将中排名第二，仅次于粟裕。
由此可见，新四军的支队不仅是战斗编制，更是拥有极高军衔和地位的核心作战单位。新四军整体相当于八路军的师级，而四个早期支队则类似八路军的旅级。随着抗战的深入，新四军又增设了第五和第六支队，司令员分别为罗炳辉和李先念，二人皆为大将级别的杰出军事领导。罗炳辉虽英年早逝，未能见证新中国成立，但在支队司令员中，最令人惋惜的还是高敬亭。皖南事变之后，支队番号被取消，新四军重新整编为7个主力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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